摘要：
在西南一些地区，一到冬月，吃酒席便成了最忙碌的事。两个月下来，吃上几十场酒再寻常不过。交际圈广的，遇上“吉辰”，一天就要跑上十几二十户人家，送完钱就走，忙得“都没空吃饭”。
这里的酒席名目繁多：婚丧嫁娶之外，常见的有搬家酒、满月酒，还有传统习俗下的“开财门”、“立碑酒”；有人盖一层房子办一次酒，有人做了绝育手术也请客收礼金，甚至不乏能听到类似“租一个老婆回来办酒”的荒诞传闻。
早在十多年前，多地就开始整治“滥办酒席”。这样的事不时能登上新闻，比如云南威信县，去年12月29日，一天之内制止了8起酒席。新闻上说，“工作人员耐心给大家讲政策、说危害，最终引导7户当事人认清问题，主动同意取消酒席”。另一户情况复杂些。根据报道，当事人假借本人婚宴名义违规操办乔迁宴，“工作人员敏锐识破其违规伎俩，上门处置并当场收缴人情簿”。
今年春节假期后，我到访了云贵川边界的A县，和当地村民、干部交流，试图理解这个现象是如何产生、绵延，乃至如漩涡般将很多人裹入其中的。
文｜周航
展开剩余95%编辑｜王一然
视频剪辑｜王婉霖
一场被制止的酒席
大海子村的吴海燕到现在不知道，谁把自己要办酒席的事给举报了。
2月22日，正月初六那天中午，她给微信200多人群发了消息，邀请他们“共同庆贺开财门之喜”。酒席订在镇上一家酸汤猪脚店，正月十三的中午12点。大海子村开车过去15分钟，村里人知道，吴海燕为此包好了车。
但消息发出去十多分钟后，村书记和村长来了，直截了当告诉她，镇里已经接到举报，“不准办”。
“咋不能办，我就请亲戚朋友吃个饭，办酒的人很多，我有错吗？”吴海燕回忆当时的回答说。
吴海燕要办酒席这事，还传到县里一个三百多人大群。有人将她的微信截图到群里，吐槽说，“H镇的无事酒真多”。A县H镇的书记在群里回复，“谢谢老师关心，H镇一定让他办不成！”
十多年以来，A县都在“重拳出击”治理无事酒，也就是红白喜事外的一切酒席。据此前当地宣传报道，通常流程是，政府发现线索或者接到举报，基层干部上门，“耐心劝阻”、“讲清政策”、“成功说服群众”。
无事酒也不仅局限于一县、一省，而有着某种普遍性。媒体报道过一些其他地方的现场劝阻视频。比如陕西安康一个镇，去年12月30日，有镇干部在酒楼痛心疾首说，“2017年就说不要乱办酒，都8年了，办酒的不自觉，喝酒的也脸厚！”又或者四年前的腊月，重庆巫溪某干部告诉村民：“如果你是党员，我保证你受处分，你的娃娃要升学要当兵，你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，如果你是一般农户，你总有时候要找村支两委要找政府，你不信搞一下，我这个人记死仇。”
正月十一中午，我在大海子村见到了吴海燕。面对陌生访客，她热情、周到，第一反应是问吃了没，“给你蒸饭吃”。听我说完来意，吴海燕语气变得急促，有挺多话要解释。
最重要一点，她几次强调，办这场酒“不收人情”，“只是邻居玩一下、吃顿饭就可以了”——在当地农村，开财门是请道士念咒语、施法术，“一种封建迷信仪式”。
吴海燕的药酒。周航 摄
她说“开财门”是为了消灾转运，“把（生病）这个事情了了”。三四年前，她得了宫颈癌，去大城市做了手术，自此以后小毛病不断。说着，她掀起毛衣，露出腹部的手术刀口，还从里屋端来一大坛药酒，说现在指着这续命。
她又一次解释，“真不是我找事干（酒席）”。她丈夫在一旁说，吴海燕不识字，群发消息是因为，“手机上乱点的，一下就发出去了。”
按照吴海燕的说法，劝阻过程挺简单。村干部也没说她错在哪，只是提出要求，最多请几家最亲的人吃饭，她答应了。
现场，村干部口授，她丈夫编辑了一条信息，吴海燕又一次群发了出去：各位亲朋好友！我是大海子吴海燕，根据村委会移风易俗，不办无事酒，我特向各位澄清，不办了！
“不听劝阻会有什么后果吗？”我问。
“政府家说话肯定要听。”吴海燕反问，“哪个敢不听？”
说起来，吴海燕也很反感无事酒。“（其他人办）搬家酒我都厌恨了。”她说，十多年前儿子结婚后，自家一直都没办酒，“没得事情办”。丈夫也在一旁埋怨道，“每年不知道送出去多少”。
不过，几个邻居都说，吴海燕四五年前也办了白事酒。她打光棍的小叔子去世，父母不在了，她丈夫作为大哥，操办了丧事。
两本人情簿子
大海子村大概百来户人，沿着省道分布，是个杂姓村，主要姓氏能说出五六个。冬日里山依旧绿着，坡上开垦出一绺绺地，种着小白菜一类的作物。土地资源不算丰富，但这里人口不少，方圆两公里，类似的自然村超10个，取名带着典型的山区特色，沟、坪、坝、顶。
大体上，这里的农村有两种生活：大多数时候，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，过着数百年来延续的自给自足生活，如今日常餐桌上是炒腊肉、炸土豆、煮小白菜；但一到腊月，外出打工者回来，生活完全不同。人们盖上炉灶，通常不需要在自家开火——不是在吃席，就是吃席路上，或者在帮忙办酒席。
在大海子村，我访问的四五户人家都表达了对无事酒的厌恶。态度直率的，直接爆粗口，“乱七八糟，瞎xx搞”。态度委婉点的，摇着头说，“肯定讨厌这些”。
还住着平房的李桂芬说起来直叹气。年前，她找亲戚借了两万块，才勉强度过这个年。光腊月，就送出了一万多块钱，正月里又送出去几千块。在当地，人情钱被称为“人亲”，吃酒席被称为“送人亲”。
尤其遇上“吉辰”，比如今年的腊月二十四，李大姐说她赶了有二十台酒席，正月初十，另一个“好日子”，也赶了十多家。这时候，吃酒就成了赶酒。县城里走到哪都是鞭炮声，公路上接亲的队伍两头对着开。酒楼的宴会厅也提前一两个月就订了出去。
这样的日子，李桂芬早上八九点就要起床，一直送人情，有时候还要跑两个县，到饭点吃个饭，没赶上干脆饿着，没送完的第二天接着送。
李桂芬粗略估计，她参加的有一半属于“无事酒”。“进新房的、开财门的、跳裆歌的（一种祭祀祖先仪式）、给老人祝寿的。”她说话温声细语，但语气里都是无奈，“反正我们吃酒都吃不赢，把人都吃穷了。但人家请了，不去一下也不行。”
这也是人们对无事酒的普遍态度。即便对此咒骂的，被问到收到邀请是否去时，也会点点头。事实上，举报的情况很少见。有人说：“咱不会做这种事。”也不止一人觉得，举报没用，“之前他们也有人举报，现在不还是这么多”。
在这里，人情是张挣脱不开的网。A县一个外出打工者，今年冬月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不再参加无事酒，他收到了5个搬家酒邀请，举报了其中4个。剩下那个，“是非常亲的亲戚”，去年12月，他特地开了上千公里路，从浙江回乡参加，“这种就不好举报”。
黄春兰家的人情簿。周航 摄
很难准确说什么时候开始，吃酒席成了苦恼。在村里开小卖铺的黄春兰记录了过去十多年的人情支出。早在2015年，她就送了快50次人情，密密麻麻一页；2014年更多，记了一页半，支出28000多元。
礼金账本上通常只记姓名和金额，回忆起来，她经常记不起办酒的原因。有时看同一个名字，接连出现在两年，才记起“一次打发（嫁）女儿，一次搬家”。反正无论什么酒，视亲疏远近，该送多少就得送多少。
从这本人情簿看，过去十年，村里随份子的最低金额从50元涨到100元。现在如果送堂亲，要500元以上；如果是至亲，也就是亲兄弟姐妹，那要大几千乃至上万。而在当地酒楼，一桌宴席三五百块钱，主人家办一次酒少说也有几万“盈利”。
“人家说三年办一次，你有的赚；三年你不办，就亏一大头。”她越说越激动，一会儿抹脸，一会儿吐舌，说到后来脸红彤彤的，眼角看着甚至泛点泪光。
黄春兰觉得疫情后这几年，身边酒席越来越多，“无事酒最多，有一半多”。这两年她开始刻意缩小了走动范围，“像一些隔壁村的、朋友，开始不走了”。
农历2025年，她送了29次人情，算近些年里少的，仅多于有疫情的2020年。这一年没有至亲办事，但加起来也送出去七千块钱。
去年最大一笔支出是一场白事，前丈母娘去世，丈夫老温送了前妻三个亲兄弟每人600元——十多年前开始，村里开始兴起，葬礼上每个儿子各摆礼金簿，各自收人情。
黄春兰家一儿一女，在村里算少的。上一次办酒席是2018年腊月，儿子结婚。她保留着当时收礼簿子，用来赶礼时作参照。礼金簿登记了几十页，估计有四五百人，最多的数额是“50”，加起来也收了87000多元。如果放现在标准，肯定十万往上了。
抛开吃酒席的日子，平常生活他们再节省不过。家里沙发一条腿垫了三块砖头，丈夫老温起身吃饭，咣当倒了一块，差点没摔地上。这天为了招待我，黄春兰特地煎了荷包蛋，碎渣一点点挑起吃完；炉灶上磕剩下的几粒瓜子，也抹出来，收回袋中。
如果不“找事”办无事酒，她下一次办酒席，要等到孙子结婚，而大孙子现在才上三年级。“说良心话，我都想找事情做咯。”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。
像身处漩涡，不知道怎样自拔，黄春兰内心挺矛盾，“办，确实又操心，又操力。你要做给人家吃嘛。算一下赚了几万块，还不是要赶人情（还回去）。但是你不办，（钱）已经收不住了。”
真要找事，铺个地砖，随便装修装修，也能进新房。当地一些搬家酒就这么来的。更有甚者，说自己在外地买房，就群发消息邀请去酒店吃席。有人干脆在群里调侃，“我还在美国买房了呢！”
她更认真考虑的是另一个法子，和丈夫老温办个婚礼。二十年前她离婚，再嫁到这，当时没办婚礼。当地对这类酒席有个更通俗的说法，“结老婚”。
但她也拿不准，政府现在管不管这种，语气认真地问我：“你说这种会不会在法律范围内？”
大海子村村民在山坡上开垦的地。周航 摄
“柔性治理”
和周边许多地方一样，A县十多年前已经开始整治“滥办酒席”。如果说这两年有什么变化，当地干部反复提到的一个词是——“柔性治理”。
这个说法来自县里一位参与治理工作的干部李军。得知我的到来，他主动接待了我。整个聊天里，他几乎每隔半小时会强调下这个词。
“这几年我们国家逐步步入法治化建设，所以我们（过去）简单生硬的方式，用得越来越少了。”他说道。
所谓“简单生硬”，指的是一些强力做法。比如有基层干部直接掀桌子，或者把酒席饭菜送到敬老院。两年前，当地自媒体还报道过，有基层干部在农村直接掀翻了大锅炉。
在A县的几个村子里，我也听村民们讲起过这些措施。但人们的评价往往并不负面，而是觉得确实有威慑力，“很多人不敢办了”。
这类措施现在是不被允许的。李军说，如今社会评价多元化，“尤其现在人人都有自媒体，用简单粗暴的方式，动不动就带来舆情。”
在他看来，治理关键还是要通过舆论引导，“把大家思想扭转过来”，“我们觉得万无一失，釜底抽薪的招数，就是动员大家不去吃酒，如果大家都不去吃酒，主人家就无利可图。”
今年，A县在公开倡议书上花了不少心思。语言相当直白，比如分析无事酒“屡禁不绝”，无非两个原因：一是不要脸面只为敛财，二是饱受其害借机回本。整治前者是共同心声，但宽容后者必定导致难以根治。
除了“柔性治理”，李军还多次提到，“不搞一刀切”。办搬家酒，规模在10桌、15桌，主要邀请亲朋好友，一般不会被举报，A县现在允许办。
但一旦接到举报，就要开展工作。说着，李军向我展示微信聊天，每天有同事汇报情况。过去几天，每天大概三四起举报，大多显示“已成功劝阻”，也有“当事人态度不明，安排村干部继续跟进”。
有的时候，这项工作并不好做。像一场猫鼠游戏，李军举例，有人会分几天办酒席，每次规模小，比较隐蔽，难以发现，“所以要发动群众的力量”。他提高音调，说这件事不能想着马上根治，“要久久为功，持之以恒”。
A县县城。周航 摄
和李军说法一致，Y镇的党委书记沈力也告诉我，今年上级部门还专门出文件，“要求不能强行去弄这个事”。他说，A县治理无事酒，不是自上而下的硬任务，没给基层设考核指标。
Y镇有六万多人，是A县人口最多的镇，今年发倡议比县里还要早十天。沈力说，到了腊月，镇上察觉到一个变化：“今年办酒势头很猛”。“群众怨声载道，都在反映这个事情，说吃不起了”。
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年冒出那么多酒席，觉得应该有方方面面原因，“经济可能也不景气，有些没钱的，可能用这个方式缓解压力。”
沈力挺重视无事酒这件工作。他调到Y镇不久，已经加了不少当地大群，看到办酒的线索，会转交工作人员处理。有一回，某个政府的工作群，群里有老百姓发搬家酒邀请，政府人员装没看见，他批评了这种行为，“你肯定要劝导对不对？有很多老百姓在里面，都在看你政府到底认不认真”。
今年农历腊月，Y镇专门组织七家能办大规模宴席的酒楼负责人，开了一场约谈会。现场，商家们签订了“不承办无事酒的承诺书”。
让商家配合政府工作，沈力想出的法子是，组建有公安、消防、市场监督管理组成的工作专班，接到举报，就一块上门检查。
沈力说，各部门参与都有充分理由：“这么多人吃饭，食品安全有隐患，所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过问。还有造成大量人群聚集，派出所也可以到现场看。”
“这些措施效果怎么样？”我问。
沈力想了想措辞说，“只能说把这个势头遏制住了。”
治理无事酒，他语气里也颇多无力感，几次说“很难”，觉得根治几乎不可能，他看来，最难的地方在于，“老百姓不完全配合政府。按道理说，只要任何一家办酒你不去吃，他就办不起来，但是老百姓碍于情面，还要去送。”
一个正面典型
治理无事酒，今年Y镇有一个正面典型：半山腰上一个叫“堵鲁”的居民小组（自然村，后称堵鲁村），宣传视频里，该村召集村民开会，举手表决，共同承诺不参与帮忙、不吃无事酒。
当地干部介绍，镇里想“营造抵制无事酒的氛围”，摸排情况，得知堵鲁村自己就要开会抵制，便让社区干部到现场拍了视频。
堵鲁村靠近Y镇主街，是一个移民大村，如今二百多户人，近年陆续还有深山里搬迁过来的人家。那天开会，41户人家签名、按手印，有十多个不同姓氏。
组织开这个会的，是四十多岁的李开友。他不太擅言辞，说话时总低着头看地面，七八年前，他当选了堵鲁村民小组组长。没有薪资、补贴，他说这份工作，“就是为人民服务”。
服务两百多户的村庄，李大哥挺忙。每天早上8点半，他带着扫把出门，花两小时在村里转一圈，哪儿不干净，就立刻喊村里的保洁员，或者自己直接扫。村子大，天天都有事让他忙，夫妻吵架了，他也随时上门劝和。
他回忆，二十多年前，堵鲁村人口只有六七十户时，也有各种酒席，乔迁、过生日、小孩剃头、给老人祝寿，没人管，村里人也帮着办。但那时礼金只有10元，他觉得更多是“图个热闹”。慢慢过了些年，村子越来越大，礼金上涨，酒席越发多，甚至还有人坐牢出来也要办酒，“不过就他几个亲戚去了”。也是十多年前，社区介入管理，或劝阻、或“直接强制性”，无事酒开始得到控制。
李大哥说，政府带头，村民意识也提高了。没做组长前，他就在群里招呼大家，不要再办无事酒；做组长后，他在群里发规矩，不允许吃酒，不允许帮忙，一年至少重复两次，村民们也会跟着发点赞的表情。
他以身作则，哪怕自家人，比如堂妹在其他村办祝寿酒，也一概拒绝。因此也丢了一些人情。去年8月，他女儿出嫁，有几户人家都没来。
李大哥说，最近七八年，村里基本杜绝了无事酒。偶尔也有人办，但都是偷着到酒楼，村里去的人很少。今年，周边一些村庄又兴起无事酒，怕自己村的去赶，因此专门开会，又订村规。
堵鲁村人多，统筹酒席的总管（一般由村里较有威望的人担任）就有四五个。李大哥一一打了招呼，他们也都很支持不办无事酒，“不然每天帮忙、每天送钱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挣钱”。
事实上，如今的堵鲁村有200多户村民，光红白喜事就够人们忙了。正月初九，当地集中结婚的“好日子”，李大哥说自己要送14家人情。酒席太多了，一家人兵分几路，儿子负责走几家邻居，女儿去同事家，剩下的就托人送，或者干脆转钱。
堵鲁村开会签下的承诺书。图源网络
他自己要开一个多小时车，和妻子去另一个镇，他妻子的姨夫嫁女儿。同一天，他舅舅也嫁孙女，但隔太远，只能托人送。每家500元礼金，亲戚来说不算多，“我就图个热闹”。
除了这两家，其余基本都是邻居、朋友。人情也不局限自己村。他挥了挥手，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下，再往下一压，指了指主街，这些地方都有他的亲朋。
他腼腆地笑出声，伸出两根手指，晃了晃，“今天至少要送出去2000元”。
婚礼多的年头，李大哥一年也要送出七八千块钱。因为照顾八十多的母亲，他一直留在村里，早两年主要靠给别人建房子帮工，一天挣100到150元。
这两年，他三个孩子都挣钱了，每人每月给他500元，他不再做工，自己养猪、种五六亩地，去街上卖葱，再能挣个几千。这样的日子，李大哥很满意，他用一种真诚而欣快的语气说，“现在的日子是最好的咯，家家户户都过着幸福的日子。”
人情也是循环的。去年，李大哥家自己办酒席，人情簿上有近400个名字。他的同宗“自家人”和妻子、母亲的娘家亲戚，加一块几十户，剩下的都是邻居和朋友。
A县的人们总是维系着庞大的人情网络。或者说，这里的日常生活，更多属于熟人社会，而非宗族社会。这大概不是偶然。
有民俗学者写道，因为恶劣的生存条件、频繁的自然灾害，会导致村庄稳定繁衍时间不长，难以形成大规模的血缘性组织。而没有宗族力量，为了生产和生活上的互助，人们必须自己建构人际关系——它赋予了个体很大的交往自主性，往往交往更多姻亲、邻里、朋友。这类村庄通常有更大的人情网络，但当“人情”朝着异化方向发展时，却也缺乏强制性的力量予以控制。
文章还分析，1980年代以来，两个因素让“原子化”村庄中的道德和舆论更可能急速瓦解：一是国家力量从村庄中大幅后撤，二是市场化的逻辑不断进入村庄，金钱至上的观念在村庄中开始盛行。在这些“原子化”村庄，唯一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就是核心家庭。而“人情”异化的实质，就是“人情”成为完全私人性的谋利手段。
在A县的村庄，我也总能听到关于人情背后的龃龉。比如一个中年妇女数落姐姐，自己送了五六次人情，每次五六百，而自己办酒席，对方“还不是只给了一千”；又或者女儿不想要继母收走人情，而是选择在酒楼办婚礼，哪怕娘家村庄的人会因此集体缺席。
“亲戚都是九霄云外的，”李大哥也感慨，“人穷是没感情的。都要顾自己的生活。”
不办无事酒的理由
正月初九这天，告别李大哥，我去了Y镇另一个村，参加一场结婚宴席。
从镇的主街往上，路越来越窄。房子紧挨着路，院落不大，几乎不见人。走到办婚礼的人家，才一下喧闹起来。下午4点50分，来得早的宾客已经在吃席，还有不少在棚下等着翻桌，陆续还有村民赶来。现场很少看到老人，但有各个年纪的孩子，最小的是婴儿，40多岁的母亲背在身上来吃席。
这个叫铁厂的自然村有五六十户人家，都姓王，只有一户除外。隔着一道坡，铁厂村这天两户王家人同时办婚礼。人们分了两头帮忙，同时也不会忘了给另一家送人情。
对主人家而言，人情这时展现了它互惠的性质。村里有公用的炊具和桌椅，有管事先生统筹全局、安排仪式，有男人们炒菜，以及更多数量的中年女人洗碗、端菜。所有人不需要支付报酬。主人家只需要买肉买菜，给每人准备好围兜、袖套，以及足够的13元一包的云烟。
当地一个20岁的大学生说，这个寒假他大概已经帮了几十家酒席，收了几十包烟。他其实不太乐意去。但他的父亲，乡村里的总管这样告诉他，“别看现在是你帮别人，将来是别人帮你。”
但主人家在村里办席，并不是为了省钱。当地酒楼一桌菜三五百元，虽然村里单桌成本更低，但要办三天，花销比在酒楼大得多，人们说的是，在村里办酒“是图个热闹”，宾客越多，越有光彩。
王家婚礼上，帮忙洗碗的村民们。周航 摄
这天我到访的王家，去年建成了眼前这栋三层高的新楼。在A县的几天，它是我在农村见到的最豪华的自建房，外立面有欧式廊柱，屋子加起来七八百平，都铺着瓷砖，连带装修，花了上百万。夫妻俩纯靠在浙江打工，攒下了这笔巨款。
新郎母亲热情招呼我坐下，又喊来儿子坐我旁边，转头又去忙着招呼其他宾客，27岁的新郎很郑重地向我敬酒，“感谢你来参加我的婚礼”。
等待流水席的时间，人们围着火炉嗑瓜子、花生。谈论婚礼，语气都是欣快的、热络的。如果你感兴趣，他们会和你讲复杂的传统习俗。比如这天晚上，长辈们会给新郎挂上红缎子，送上押韵的“十个孩子九个官”一类的祝词。
除了红白喜事，铁厂村其他的酒席多数搬家酒。一个大姐语气埋怨地说，自己吃的搬家酒和结婚酒一样多了。但人们也看情况对待搬家酒，新郎三姐，一位在外地教书的老师说，“有些很多年没办酒席的办乔迁宴，人家也乐意去。”
“盖这么好的楼，没办个搬家酒庆祝？”我问站在一旁的新郎母亲。
“我不弄这些。”她连忙摇头，问起原因，她说，“我家的事够我办了。”
她家一共有五个孩子，新郎上面有三个姐姐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。去年，王家刚给三姐办过婚礼。25岁的弟弟还没成家。这栋新房，就是为两个儿子盖的。整栋房子从中间砌了一道墙，一分为二，两边各开一个门洞。
我到访的这天，也是这栋房子建成以来拥有的最热闹的时刻。不久后，王家父母和子女们都会离开它，去到各自谋生的地方——整个村庄、乃至整座县城，我经历的最后一场热闹，是两天后的正月十一，离乡的汽车已经在一些公路拥堵起来，数十辆车里，有一半是浙江牌照。
酒楼的生意季也结束了。又过了几天，我问Y镇一家酒楼的老板，她说已经遣散两个厨师和四五个帮工，只留下自己守店。半年前她才做起一个宴会厅的生意，过去几天，一个新的咨询预订都没有等来，她语气消沉，觉得自己肯定是上手了一门亏钱的生意。
（文中吴海燕、李桂芬、黄春兰、李军、沈力为化名）
参考资料：
耿羽 王德福，《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“人情”研究》，文章来源：《青年研究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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