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月21日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，沪苏浙皖主要领导和100多位来自长三角的公务员、企业家坐在台下，阮青站上发言席。
灯光聚拢，目光汇集，阮青感慨万千。
4年前，上海作为轮值方主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时，阮青还是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常务副主任，更多是在台下参与筹备、协调会务、推动事项落地。如今，他以上海市政协常委、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的身份登台，讲的是上海（长三角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基础研究领域的长板、短板与建议。
从长三角“老兵”到科创研究者，阮青的身份变了，关注的主题却没有变：长三角如何在国家战略中找到自身方位，如何把区域协同的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。
“对长三角一体化，要有信心。”阮青说。这份信心既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战略部署和制度平台，也来自自下而上不断汇聚的市场力量、企业活力和城市能级。
今天的长三角，GDP已占全国24.7%，且仍以每年约0.12个百分点的幅度提升；三十多个城市经济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；经济总量超过日本，接近德国；已有十个城市跻身全国“万亿俱乐部”。这些数字，阮青脱口而出。多年深耕区域发展的经历，使他对长三角的底盘、潜力与短板都格外敏感。
去年底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建设上海（长三角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。今年4月30日，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。这些变化都在释放明确信号：科技创新的竞争，正在向原始创新能力深处推进，更加需要跨区域统筹与合作。
论坛之后，回到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的小楼里，望向长三角一体化的下一程，记者专访了阮青。
阮青近照。
基础研究长短板
记者：您认为当前长三角基础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？
阮青：一些地方投入强度仍然不够。我在一些地方调研时听到一种声音：对于基础研究项目，大家不想投、不愿投、不敢投。基础研究和产业项目不一样，它回报慢、周期长，还不一定有回报。资金投下去，可能短期看不到水花。还有一个突出问题是，不知道怎么投——想要找顶尖的人、顶尖的团队，但有时缺乏认知。
基础研究不能完全靠竞争性项目，对科研机构的稳定支持还需要加强。德国马普学会固定拨款比例达到80%，美国国家实验室大约75%，而长三角高校院所竞争性项目占比一般达到70%，科研人员大量时间花在申请项目、结题验收上。因此我们建议，长三角要设定更有牵引力的目标。初步测算，到2030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应超过全国平均水平，达到9%左右。同时要整合三省一市资源，建立稳定资金池，形成长效投入机制。
记者：您在演讲中特别提到论文质量问题。长三角论文总量很大，为什么还要强调质量？
阮青：基础研究的主要成果就是论文，但不能简单数论文。
从高被引论文占比看，长三角为1.2%。从篇均引用次数看，全球顶尖研究机构的篇均引用超过40次，有的超过80次；国内顶尖院校如清华等在25到30次之间；长三角不少机构在19到26次之间。这说明，我们论文总量很大，但价值高的还不够多。
症结在哪里？仍以“论文数量”为核心的考核评价机制，容易催生大量“短平快”的低质量论文，大家为了考核、职称、项目结题，就去发表很多论文。但基础研究真正需要的是原创性、长期积累和全球同行认可。
我们建议建立代表作制度，从“数篇数”转向“看精品”。不能只看一年发表了多少篇，而要看你最好的那几篇有没有分量。还要建立国际小同行评议和长周期评价，率先建立区域统一论文质量评价标准等。
记者：从调研看，长三角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哪些优势？
阮青：长三角家底非常厚实，汇聚了国家许多压箱底的科技力量，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依托。我们归纳下来，主要有几个方面。
第一，科技创新的“四梁八柱”初步成形。长三角有8个国家实验室、13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、30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，还有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、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平台等。这些不是零散资源，而是已经开始形成体系化能力。
第二，研发投入规模很大。2024年长三角全社会研发支出达到1.12万亿元，占全国3.6万亿元的30%以上。三省一市研发强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第三，成果产出数量可观。长三角论文总量超过195万篇，接近日本，超过韩国。高被引论文总量达到2.4万篇，2022年以来新增1.12万篇，在全球城市群中位居前列。
第四，高端人才具有比较优势。根据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联合发布的全球前2%顶尖科学家榜单，全球顶尖科学家共23.6万人，长三角有7901人，是全国顶尖科学家人数最多的城市群。
所以说，长三角基础研究有实力、有潜力。问题是，我们能否达到更高的尖峰产生学术引领力，能否在全球创新网络中掌握更多话语权。
航拍镜头下的上海同步辐射光源外景。本报记者 赖鑫琳 摄
长三角“老兵”
记者：这次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作主旨演讲，您有什么特别感受？
阮青：4年前，上海作为轮值方举办这个论坛，我还是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的“店小二”，主要在台下进行筹备。会议怎么开，材料怎么改，各方意见怎么协调，都是我们的工作。这次有幸成为发言嘉宾，本质上还是为长三角这件事服务。
今年3月，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开展背对背研究。这是一次“冷班子”调研，我们不是长期从事自然科学评价的主力，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过去更多研究城市、经济、区域发展。科创领域，特别是基础研究，对我们来说是全新的课题，短时间内要拿出符合各方期待的成果是一种挑战。
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工作，我干了很多年。它不是一个抽象概念，不是文件里的文字、数字，而是一条条“断头路”、一个个项目、一场场协调会、一批批企业跨区域布局逐步“炼”出来的。所以这次讲科创协同，我也不是单纯从学术角度讲，而是把它放到长三角一体化的大背景里看。
长三角面临的任务变了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已经成为一体化发展的新关键。前几年，大家更多讲交通怎么连起来，断头路怎么打通，生态环境怎么联防联治，能源怎么互保互济，医保异地怎么结算，这些都很重要，而且是打基础的事。近几年，尤其是2020年之后，我认为战场转移了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必须放到区域协同里去做，要一起干，攥指成拳。
记者：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度参与长三角工作？
阮青：我是2014年回到发改委的，其中一块工作就是协调区域发展。那时候我还不算老同志，三省一市区域协调工作一般由比较有经验的同志来做，后来几茬干下来，我就变成最老的了。
最初这方面工作还不叫“一体化”，也没有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，就是三省一市发改系统的区域处在做一些沟通协调。2017年底，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视程度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也是从2017年底开始酝酿成立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。三省一市各自派出干部驻扎上海，集中办公。为了尽早挂牌运作，最早的一块机构“招牌”还是从工地上找来的。
集中办公的好处是，大家坐在一起，一起说、一起干、一起“吵架”。有不同想法，就据理力争。比如制定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时，各地有很多意见要求加进去，最后就是求最大公约数，能写的尽量都写进去，同时跨区域项目涉及多级事权，写进去得有依据。后来评估第一轮三年行动计划，只有两个项目因前期条件不充分而撤销，完成率远超过90%。这样的结果比预想好很多。
2018年11月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。到了2019年，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接待了来自各方的400批次来访。我们分析了一下结构，来访者中58%是企业、科研机构和金融机构，有30%多是政府。大家来干什么？有的想了解国家战略，有的来找资金，有的来找项目。这说明长三角一体化不是上面要求大家做，下面也有很强烈的需求。各类经营主体、基层政府、科研机构都在寻找机会，这正是一体化强劲生命力的体现。
记者：长三角城市实力都很强，部分产业方向比较相近，外界常说存在同构化竞争。您怎么看？
阮青：在我看来，论长三角“产业同步化、同构化”的表述有些简单化、表面化。比如，芯片产业是长三角各地都在发力的方向之一，但大家专注不同的细分领域。看起来都是芯片，实际上环节不同、分工不同、资源禀赋不同。即便同一个企业，在长三角多处选址布局，生产内容也肯定不同——有的是中心外溢，有的是寻找低成本洼地，基本是根据市场信号需要做出的决策。
现在大家都在发展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量子科技等，不用太着急下结论，自会有分工，形成各地的比较优势。竞争肯定存在。一个行政区内尚且存在竞争，何况长三角这么大的区域。关键是要承认竞争，同时看到共同利益，看到未来的蛋糕，看到通过合作能够取长补短、带来更多好处。
2024年，我到盐城调研，几乎跑遍了盐城所有的区县。以前作为上海干部，我们看盐城，更多是希望他们当好农副产品供应基地，多给上海做保障。但盐城真正思考的是，如何融入上海“五个中心”建设，怎么在合作中实现更多共赢。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好东西——绿色能源。盐城面积大，海岸线长，沿海滩涂的风光电资源特别丰富。上海正缺绿色能源，这种互补性为合作打开了新空间。
盐城现在已被列入上海大都市圈，但怎么合作，这篇文章还得再深化，尤其是能源和产业方面。长三角的每个城市都值得我再细细回头看一看、深入看一看。不能用老眼光看，要用发展的眼光看，每个城市与上海都能通过合作创造更大价值。
我再举物流的例子。在制造业领域，长三角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或许不占优势，但完整的物流体系建立起来，再加上高密度的产业链，综合成本就不一样了。降低物流成本，与其说是单纯降低某个环节的费用，不如说是提高区域整体的现代物流协作效率。今年的长三角主要领导人座谈会上首次设立边会，其中一场便是关于航贸数字化的。以前航贸数字化以上海为主，现在长三角要一起做。
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。
独行快众行远
记者：您认为长三角下一步最需要抓住的关键是什么？
阮青：我觉得关键是把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，把各种要素高效组织起来。
我们在推动长三角基础研究长短板的调研项目时，项目组核心成员也就四五个人，这几乎是我从业以来最小的一个研究班子。人数多少其实不重要，关键是把大家组织起来，发挥各自的优势。长三角也是这个道理，不能指望一个地方、一个单位把所有事情都干完。
所以说，基础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做。有位专家总结，全球创新资源格局呈现出高高耸起的锥形分布特点。科学家在哪里，顶尖团队在哪里，资源就在哪里。因此区域科创合作不能平均用力，而是要把顶尖资源、重大平台、产业需求、城市功能组织起来。上海有服务能力、开放平台、国际网络；江苏、浙江、安徽有产业基础、应用场景、制造能力。组合起来，效果就不一样。
基础研究已经进入新型举国体制竞争阶段。美国也不是“自由散打”，而是通过高风险投入和灵活组织撬动颠覆性创新。比如他们提出的“创世纪计划”：联邦政府做“房东”和出题人，提供国家实验室资产和原始数据；科技巨头做“基建商”，提供通用数字基础设施；初创公司做“特种团队”，攻克具体硬科技问题；集成商成为节点“黏合剂”，确保系统协同。
我们长三角也要有组织能力，要有长期稳定投入，既要有战略科学家，也要有鼓励支持交叉学科的机制，要有企业和社会资金参与，还要有国际合作平台。
长三角已经进行了不少有益的尝试。这些年建立了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机制，采用“企业出题、社会揭榜”的方式，由企业提出发展中遇到的关键技术难题，面向社会征集解决方案。此外，长三角已累计发布三批共36家创新联合体。每个联合体都由龙头企业或高能级创新平台牵头，整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高校院所等资源，开展跨区域协同攻关。
记者：您对长三角基础研究和一体化发展的未来有怎样的期待？
阮青：我对长三角一体化非常有信心。
长三角做强做厚基础研究，正当其时。我们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条件。天时是国家战略叠加——长三角一体化、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加强基础研究，都指向这里。地利是长三角产业链密度高，创新资源多，开放程度高。人和是三省一市这些年合作基础越来越好，社会各界和各类经营主体也有强烈需求。
当然，基础研究好比种树，不能急功近利。它不是今天投钱、明天就有回报。允许科研人员坐冷板凳、守得住寂寞，要支持非共识创新，要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创新体系，要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有生产力、有经费、有信任去做长期研究。
独行快，众行远。过去长三角一体化靠大家一起干，未来基础研究更要靠大家一起干。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动力源需要基础研究这股源头活水，在不远的将来，长三角一定会走到全球知识创新的前沿，为我国建设成为科技强国作出更大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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